急景流年，岁月沧桑。北京的枫叶红了又绿，绿了又红。然而，常常萦绕在我梦中的，依然是那健硕挺拔、枝繁叶茂的香樟，是那姹紫嫣红、四季常开的月季。
香樟是绵阳的市树，月季是绵阳的市花。在这座北纬30度的西部城市，香樟秀美的身姿、悠悠的暗香伴和着月季灿烂的笑容、馥郁的芬芳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精心安排了一片四季如春的天地。
在这座城市，我整整生活了29年。俯仰之间，年轻少艾、激情勃发的我已然两鬓斑斑、乐天知命。
因为这29年，这座城市便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个部分，成为我情感归依的第二故乡。在离开这座城市的14年间，我的心脏总是随着她的每一次变化而意外律动。
日历翻到新世纪的第五个年头，绵阳迎来了撤地建市20周年庆。咀嚼着悠悠岁月的朝晖夕阴，十多年前的往事竟如同发生在昨天，伸手便可感触。
一
1962年，共和国的公民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人们的脸上洋溢着胜利后特有的豪迈与喜悦。
就在这一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电子工业部直属企业——国营305厂。这是一家“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建在四川绵阳的大型军工企业。“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 历经十年寒窗，颇感踌躇满志的我决心在这里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好好干上一番。
这一干便是23年。我从翩翩一少年到了朗朗一中年，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到了“绿树成荫，子满枝头”，我的职务也从一名普通技术员成为这家有着1万多名员工的央属企业的一厂之长。
在这个时候，这家原本养在深闺的企业早已有了另外一个为世人更为熟悉的名字——长虹。
除了原来的军工生产外，这家企业的主业已转向电视机等家电产品。也因为从军工制造向民品生产的转变，率先在国内从日本引进第一条彩电生产线，这家企业的事业正所谓洞天别开，境界全新。
记得是1985年4月中旬的一天，厂里小花园美艳的月季旁意外地开出几朵洁白的栀子。正在车间了解生产情况的我，突然接到绵阳地委组织部的通知，要我到地委大院去一趟。
平素与地方党委没有太多联系的我虽然感到有些意外，但还是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去。刚一进地委小会议室，我就被引介给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四川省委组织部的同志。
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告诉我：国务院2月初已作出决定，撤销绵阳地区，分别建立绵阳市、广元市和遂宁市，省委决定让我作绵阳市市长候选人。并说，这件事已征得电子工业部的同意。
对于撤地建市，我早就知道，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让我来作绵阳市的首任市长，甚至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我会在长虹干上一辈子。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是复杂的。要让我离开熟悉的厂、熟悉的人、熟悉的一草一木，就如同长久生活在一个地方的老农突然要移民他乡，情感上的眷恋让人生出几多怅惘。
回到厂里，经过慎重考虑，我还是决定对这个不期而降的职位善为辞焉。第二天，我便去了北京找部领导汇报我的想法。
部领导笑着说：“让你作绵阳市市长候选人，是四川省委的决定，部里面经过研究也已同意。希望你不仅要去，而且去了还要干好。我们相信你不仅是一个好厂长，同样也会是一个好市长。”
共产党员有共产党员的规矩。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务中央，这是一条铁的纪律。
既然部里面已作出决定，我不仅应该服从，而且应该如部领导所说，去了还要干好。然而，在回绵阳的路上，我总感到对怎样当好一名市长，心里不太有底。
这年5月27日至5月30日，绵阳市召开一届一次人代会，我当选为市政府市长。
第二天，我的办公室便从长虹搬到了绵阳市政府。同现在一些领导同志的办公室相比，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实在显得有些逼仄。
然而，我却以为这样的空间恰到好处，就好比穿上一件为我量身定做的衣服，极感惬意。
在我当初的想象中，作市长应该是很繁忙的，每天会听大量的汇报，处理大量的事务，作出大量的决定。
然而，在办公室差不多呆了一周，并没有几个人找我汇报工作，我也并没有作出过什么决定。望着窗外已换上一身新绿的香樟，我开始认真思考该怎样来当这个市长。
我想，市长是市民之长，是领头为市民办事的人。绵阳市的市长应该知道绵阳市市民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知道他们的想法，知道他们的企盼，知道他们有些什么主张。
在长虹时，我一有空闲，也总是要到车间去转转，到职工家里去坐坐。职工有什么想法，也总是愿意跟我谈谈。军转民、搞电视、上彩电，这些思路基本上是职工提出来的。结果印证了一句话：群众是最好的老师。
拿定主意，我便从当市长的第二周开始，到县区、访部门、下农村、看企业、走医院、去学校，可以说是马不停蹄，忙得不亦乐乎。下了班，就到绵阳的大街小巷去逛，到百货商店、人民公园去逛，到农贸市场、茶楼书摊去逛。
一个多月下来，我发现，对这座生活了23年的城市，我竟然是那样的陌生；对这里的老百姓，我竟然也是那样的陌生；对与这座城市紧紧相拥的县城和农村，我更是那样的陌生。这一个多月下来，我也深深地感到，绵阳的老百姓有太多的需要，有太多的企盼。
农村大量的贫困人口盼望着吃一顿饱饭、穿一件新衣，城里的居民盼望着住上宽敞的房屋、看上称心的彩电；绵阳这座18平方公里、18万人口，曾经是全国最大地区的行政公署所在地的城市，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晴天扬灰尘，雨天多泥泞，没有像样的广场，没有成片的绿地，就是要找个干净点的公厕，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绵阳人受农耕文化的影响太深，对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认知程度还很低、很低……
一个20249平方公里的大市，490万人口有95％以上居住在农村，全市国内生产总值28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45％，财政收入仅2.5个亿，而且还有250多万元的财政赤字。面对办公桌上的这组数据，想着一双双充满渴望的眼睛，我知道，市长的担子很重、很重。
七月流火，月季分外娇艳，大自然的伟力正演绎着万类品物的生生不息。杯里的浓茶已是越喝越淡，脑中的思路却已越来越明。
二
市民最需要的就是市长最该干的。我想，当市长的第一年，我至少要干成一件市民最需要的事。
回到家里，闻着呛人的蜂窝煤烟味，我想起在市人代会上人大代表呼声最高的就是要求解决民用天然气的问题。是啊，绵阳境内的天然气储量超过100万亿立方米，绵阳的老百姓应该烧上天然气。
但是，我也深深地知道，要办成这件事实在太难。记得在长虹时，地区行署的领导讲，只要给交200万现钱，就可以让厂里烧上气。可是，200万交了一年多，烧气却连个影子也没有。
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再难的事，只要肯动脑子，肯去发动老百姓，肯下最大的决心去做，那就一定能干成。
1985年8月，在对燃气工程建设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之后，我同市政府其他领导同志交换意见，要在1986年春节前让绵阳城区的老百姓烧上天然气。经过集体研究，市政府正式向市民作出了这一承诺。
“一石激起千层浪。” 绵阳城沸腾了，人们在街头巷尾纷纷谈论这件事。有称赞的，有支持的，但也有责难的，有非议的。不过，更多的还是怀疑和担忧：要在4个多月的时间内完成燃气工程，可能吗？
一位谙知燃气工程建设难度的老同志拦住了我：“王市长，听说你要搞燃气工程，你知道搞燃气工程要什么条件吗？”
“要什么条件，能说说吗？” 我笑着问道。
“第一，要有省计委批准的用气计划；第二，要有一大笔工程建设资金。” 老同志说道。
“这我知道啊。” 我坦诚地回答。
“泸州报了6年都没有批，绵阳的能批吗？搞这个工程至少要1000万，你有吗？” 老同志觉得我这个新任市长真有些“事非亲历不知艰”。
“批不批，怎么批，我们要报去了才知道；工程建设资金我也算过，至少得1500万。批文现在我们没有，钱也没有，但我们有脑袋，有支持我们的老百姓，有了这两条我们就会有办法的。” 我解释说。
老同志显然被我这“大道理”给噎住了，摇摇头，不再说什么。但从他的眼里，我读到的却是怀疑。
是啊，该怎么用脑袋去想办法呢，该怎样去依靠绵阳的老百姓呢？
路得一步一步地走，事得一件一件地办。搞燃气工程，首先得有个载体，得有个承办单位。既然城里的居民要改烧煤为烧气，为什么不可以把蜂窝煤厂改成燃气公司呢？8月中旬的一天，我去了蜂窝煤厂。
“把你们的蜂窝煤厂改成燃气公司，你们看，成吗？” 一下车，我就冲烽窝煤厂的厂领导和几个职工问道。
厂长一愣，随即眼里放出兴奋的光彩：“当然成！”
“市长，我们听你的！”
“市长，你说咋干就咋干！”
“市长，什么时候开始？”
没想到，这事居然一点就着。
载体就这样落实了，燃气工程建设指挥部也就顺理成章地设在了新成立的燃气公司。
接下来，就得找钱。如果要由市财政拿出1500万，恐怕就是再过五年，绵阳的老百姓也烧不上气。怎么办？“众人拾柴火焰高。” 绵阳这个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有众多的国防科研单位，有众多的国防军工企业，市上也还有一些小日子过得不错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而且，燃气公司也可以发行企业债券。
于是，一个近两百位院长、所长、厂长、经理、局长、主任参加的民用天然气工程座谈会在解放军影剧院召开了。
“大家知道，政府作出了年三十让市民用天然气煮饺子的承诺。但是，政府没有这个钱。咋办呢？燃气公司发行400万元的企业债券已得到批准，但这远远不够。如果各单位愿意承担分摊部分的成本，政府就负责把管线给你们接好，保证你们在年三十用上天然气！先交钱的先用气，明年交的增加10％的费用，后年交的再增加10％。” 我开门见山讲清了意图。
“这是给老百姓办好事，只要政府有决心，我们愿意出钱。” 一位军工企业的负责人抢先发言。
有人说，第一个发言人的意见往往会左右一个会议的局势。这话有时是对的。夏末的绵阳本已不再炽灼炎热，但会议室的气氛却异常热烈。到会的单位负责人纷纷表态，坚决支持市政府搞民用天然气工程！
一周以后，这笔对当时的绵阳来讲完全是“巨资”的款项全部筹齐。
没钱不能办事，有了钱不一定能办成事。申请民用天然气使用计划显然已成为整个燃气工程建设最为关键的一着。
在省计委，我们得到的答复是：“现在省上没有计划，泸州排了6年的队，你们排在他们后面，慢慢等吧。”
等？我可以等，但绵阳的老百姓不能等！我找到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恳求他们给开开绿灯。但是，那还是计划经济时代。
什么是计划？计划就是看菜吃饭。兄弟几个都眼巴巴地望着仅有的一点菜蔬，给谁呢？最好的办法便是都不给。
不过，我很纳闷，成都怎么就烧上了天然气？他们的用气计划是哪来的呢？难道省上可以给省会城市特批吗？这样的问题，自然是不能直接问上级的。就是问了，很可能也得不到准确的答复。但很快，我就弄明白了，省计委根本没有给成都批民用天然气计划！
看来，要取蜀汉，还有阴平道可走。
我找到成都天然气公司：“绵阳准备搞民用天然气工程，春节前要通气。你们有经验，我们想把这个工程交给你们干，你们愿意吗？”
听说有工程搞，有钱赚，成都天然气公司当即拍板：干！
成都的施工队进场了，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
9月初的一天，工程指挥部的同志找到我：“王市长，工程需要700吨钢材、200吨管材，但我们没有计划，一斤钢材和管材也拿不到。”
“知道了，别急，回去继续施工，钢材的事我想想办法。” 送走了指挥部的同志，我立即给物资局打电话。物资局的同志没能给我想出什么办法，但告诉我了一个消息：全国钢材调拨会准备在四川召开，具体地点还没有确定。
原来，现成的钢材就在面前。
我立即找到省物资厅的领导，请示把全国钢材调拨会放在绵阳开，绵阳将在最好的宾馆—临园宾馆承办这次会议，保证把会务办好，并愿意承担一切费用。省物资厅的领导一听就乐了：“好啊，但你们一定要把会务办好！”
9月27日，1985年的中秋佳节，全国钢材调拨会在绵阳临园宾馆召开。
绵阳办会的同志的积极性既在我的意料之中，也在我的意料之外。意料之中，是我知道大家会把这次会办好；意料之外，是我没有想到大家的热情会是那样的高，大家的工作会是那样的细致入微。一场别开生面的中秋茶话会，几乎感动了来自全国各地物资部门、各大钢厂的每一位领导。
办了一个如同中秋的月亮一样圆圆满满的会议，得到的回报是省上一下就批给了1100吨钢材、700吨管材！
经历了这件事，我对计划有了另一种理解：计划就是可以计划给你，也可以计划给他；到底计划给谁，就看谁的办法多。
绵阳城冬天的月季虽不似春夏的娇艳可人，但却别有一番傲然的劲美与风致。离吃年夜饭只有十多天了，民用天然气工程的建设也进入了尾声。
这天下午，工程指挥部又打来电话：“王市长，天然气管道全部焊接完毕，成都施工队已经试过管压了。”
“好，我马上过来。” 像一个丈夫奔向妻子的产房，快要见到儿子的心情让人在兴奋中带着几分焦虑与不安。
在工程指挥部简陋的会议室，我问施工队：“你们的管压达到什么标准？”
“3公斤大气压，跟成都的一样。” 施工队负责人答道。
“用气用多少？” 我继续问。
“用气只用1公斤。” 施工队负责人轻松地说。
“现在达到了3公斤，用气只用1公斤，保险系数倒很高。不过，国家标准是多少呢？” 我紧追不放。
我的话音一落，刚才还颇有几分热闹欢腾的会议室一下子就变得阒寂无声。“国家标准是多少？” 我用低而不容违抗的声音问身边的市建委主任。
“6公斤。” 建委主任的声音不大，但会议室每个角落足可以听清。
“必须按照国家标准，搞到6公斤大气压。” 我的语气坚定得不容丝毫更改。
“成都就是3公斤，用得好好的，什么问题也没有。” 施工队负责人显然很是恼火。
“成都是成都，绵阳是绵阳，绵阳必须按照国家标准办！” 我的音量明显提高。
拗不过我，成都施工队只得按照6公斤标准再次试管压。这一试，那管子便四处漏气！
“必须返工，达到国家标准。否则，你的工程不合格，我一分钱的工程款也不给你付！” 我明确告诉成都施工队。
“一定要达到国家标准，我们没有那本事，谁有本事你们找谁，现在我们就走人。” 就这样，这帮人真的就把绵阳的工程给丢下了。
张屠夫死了，肉还是得吃的。
一小时后，核工业部23公司、24公司的负责人被请到了市长办公室。
“眼看就要用上气了，但成都燃气公司的施工队只给我们搞到3公斤气压，而国家标准是6公斤，你们能不能搞到6公斤？”
“能！” 只一个字，但足以信赖。
当然“能”，因为这是真正的国家队，是中国核工业的建筑施工队！
就在这天晚上，23公司、24公司就迅速组成了施工队。
这个消息也迅速传到了成都施工队。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工程指挥部的同志打来的电话：“王市长，成都的施工队回来了，他们说，愿意返工，按国家标准，搞到6公斤气压！” 窗外的香樟虽然披了一层白霜，但今天注定是个晴天。
腊月28日，绵阳城到处飘溢着诱人的腊肉香。年越来越近，年味越来越浓。8座调压站、2座配气站顺利建成，东西两大干线和市区内135公里燃气管网全部达到国家标准。
现在，可以说是万事齐备，只欠通气。但没有用气计划，气从哪里来呢？
是摊牌的时候了。我带着十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到了成都天然气公司，请求给绵阳通气。
“通气？行啊，把用气批文拿来。” 成都天然气公司的老总说。
“你知道，现在全省一个市也没有批，绵阳当然也没有批。但我们想，成都没有计划可以用气，绵阳应该也是可以的。” 我不紧不慢地说。
“成都是成都，绵阳是绵阳，绵阳能跟成都比吗？”
“没有用气批文，也要用强行通气，谁给你们这么大的胆子，简直就是无法无天！”
……
对接下来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批评，我始终陪着笑脸。
等这位老总的气发泄得差不多了，我不卑不亢地说道：“今天，我带着绵阳十多个部门的领导到你们这里来，是代表绵阳市委、市政府和绵阳人民来请求你们通气的。用气计划我们是没有，省上要我们等，可泸州等了6年也没有批！现在，绵阳的天然气管道搞好了，可管子空着没有气，这无论怎么也无法向绵阳的老百姓交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好交待，你们同样也不好交待。”
这位老总看着我，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显然是有话要说。还没等他说出口，我继续说道：“你们在绵阳也有一些工程，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工程，我们可以好好配合。你们有什么事，需要我们解决，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做好。”
谁知，用“讨好”的办法竟然更加激怒了这位老总：“少来这套！在绵阳你们是地头蛇，是地霸，你们吃得开，谁敢惹你们？但我们不怕，我们不吃这一套！”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一下子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声音提高了八度：“都说天然气公司是天霸，今天算是领教了。我们好好地来求你们办事，求你们为绵阳的老百姓办好事，你们不但不办，还恶语相中，好说歹说也不行。记住，我王金城不是地霸，但这个气我是烧定了！”
“你敢动我的气！”
“你的气我不动，但我的气我敢动！” 我的目光直逼着这位老总。
见他一脸疑惑，我慢悠悠地说：“绵阳天然气化工厂是我的！你敢停我化工厂的气吗？你不敢，但我敢，我停了化工厂的气也要让老百姓烧上气！”
“绵阳境内有的是气，有的是一流的工程队！就是自己采气，我们也要保证老百姓烧上气！” 没等他说话，我继续大声说道。
“你……” 这位老总像是在一间满是干柴的屋子里捧着一块燃烧着的木炭，拿着烫手，想丢掉又怕引发一场灾难。
我趁机进一步说：“绵阳不愿意走到那一步。如果你们答应通气，我代表绵阳人民感谢你们！如果不答应通气，我永不登你的门，但我们一定会有办法让绵阳的老百姓过年用天然气煮饺子。今天，我们是代表一级政府来的，希望你们慎重考虑，也请你们以组织的名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沉默了一会儿，这位老总的口气明显缓和了下来：“你们先回去，我们研究研究，过两天通知你们。”
“什么过两天，后天就是年三十了。我们就在这里等！”
这位老总把烟头用力拧在烟缸里：“拿你没办法，下午两点来吧。”
有了这句话，总算可以舒一口气了。
下午两点，我们准时到了成都天然气公司。会议室的门一推开，一股刺鼻的烟气便奔涌而来。公司的领导全在，看得出，他们的会开了不短的时间，会议的气氛大抵也可想而知。
老总缓缓站起来，微笑着对我说：“我们研究了，同意给你们通气。但你们也知道，这个事责任重大，你们要报个文件来，你们市计委必须在文件上盖章。”
成都天然气公司老总的手终于和绵阳市市长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时间已是腊月29日的上午。市电视台的同志在市长办公室正准备录制我对市民的新春祝辞，绵阳燃气公司的负责人急匆匆地赶来了，眼里噙着的泪花快要掉出：“王市长，市计委不给盖章，他们的主任已经回成都过年去了。”
“别急，你坐下，休息会。” 我一面安慰这位同志，一面拨通了市计委的电话。但是，响着的电话一直没人接。
我只好安排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亲自到计委把他们的负责人找来。
十分钟后，市计委一位副主任来到我办公室。
“为什么不接电话？你们胆大包天！” 作市长以来，我第一次发这么大的脾气。
这位副主任站在那里，什么话也不说。
“你们主任呢，他干什么去了？”
“主任回成都过年去了。” 副主任小声说道。
“过年，谁规定你们腊月29可以放假过年？计委主任是政府阁员，离开绵阳要给我请假，这是规矩。马上把他给我叫回来。” 我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吼道。
“市长，不就是盖个章吗？我们盖就是了。” 这位副主任总算明白了，市长是可以管计委主任的。
当天下午，绵阳的文件就送到了成都天然气公司。两个小时后，绵阳城里老百姓的灶台上跃出了蓝蓝的火焰。
距年三十还有好几个小时，但绵阳城的大街小巷早已响起了“噼噼叭叭”的鞭炮声。
听着这欢悦动听的鞭炮交响乐，一个思考很久的问题渐渐清晰：从明年起，要围绕老百姓的需要，把政府要抓的城建工作细化成若干件事；对每一件事都列出目标，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年底进行考核和奖惩……
桌上的电话响了，妻子说，家里包了鲜鱼饺子。
该下班了，吃了饺子，今晚得好好睡上一觉。
三
1986年的春节刚过，安昌江畔的杨柳便勃发出早春的新绿，几只飞进政府院内的画眉也叫得格外欢畅。
2月18日，四川省计委、省建设厅批准并向国家计委、国家建设部上报了《绵阳城区民用天然气工程前期工作的报告》。绵阳城区民用天然气工程正式批准立项。
2月21日，市政府召开第11次常务会议，把年内要抓的一批城市建设方面的事定了下来，同时决定由市建委牵头成立市政工程拆建办公室。在这些要抓的事中，最大的一件应该算是临园干道的修建了。
当选市长之初，我就在思考，城市是老百姓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是二、三产业的主要聚集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需要一个好的环境，二、三产业的发展也需要一个好的环境。这就是说，城市得有个城市的样子。我打定主意，要下最大的决心改变绵阳的城市形象。
修房子需要先画个图，建城市也应该先把城市的样子先描出来。
1985年7月至10月，我们邀请国内规划界30多位知名专家，集中时间，对绵阳的城市规划进行了全面调整。
新规划的总体构想是：以城市道路交通为重点，依托旧城，滚动发展，配套建设水、电、气及文化、体育、教育、卫生等各类基础设施，到2000年，把绵阳建成50平方公里、50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
在这个规划中，我们设想了绵阳城要建“一横一纵一个圈”的城市道路主骨架，要把火车客站搬迁到城郊乡的花园村，要打造“稀奇古怪绝”、具有绵阳文化特色的八大公园、十大广场，要为母亲河涪江、安昌江筑上既能防范水患、又能供市民漫步休闲的河堤……
1985年8月，市政府成立了城市综合治理指挥部，主要职责就是抓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形象。指挥长由我担任，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建委，建委主任刘富国任办公室主任。
1986年1月，绵阳市人大常委会批准了《绵阳城市总体规划》、《绵阳城市用地规划》、《绵阳城市道路工程》。
穿衣服得先提领口，建绵阳城该从什么地方下手呢？看着规划图，我的目光渐渐聚集在了城市干道的“一横”上。这“一横”，便是临园干道。
经过集体研究，市政府决定建50米宽的临园干道！
50米宽的街道，不要说是在当时四川的一个地级市，就是当时的省会成都也还不多。
“50米有多宽？”
“跟短跑的跑道差不多！”
“那不是要拆好多好多的房子，要用好多好多的钱？”
“那是当然。”
“街道修宽了有用吗？”
“没得用！”
“宽了不是过的车子多吗？”
“绵阳能有几辆车过？街道是卖东西的，那么宽的街道怎么卖东西？怎么热闹得起来？”
“街道好好的要挖了重修，房子好好的要拆了重建，农民那么穷不拿钱去抓农业，财政那么困难却要修没用的街道！”
“简直就是穷操，讲什么排场，摆什么阔气！”
“不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当回事。”
“劳民伤财！”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没想到，临园干道的修建竟如同劲风临平湖，会在绵阳城掀起不小的波澜。从机关院落到茶坊酒馆，从朋友会聚到家人晚谈，一时间，临园干道该不该修、该不该修那么宽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虽然不时也能听到支持修建的声音，但反对之声却始终不绝于耳。
1986年4月下旬的一天，市建委负责临园干道工程的副主任李德培找到我：“王市长，临园干道前期测设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反对的人太多，都说修宽了，怎么办？”
“你说该修吗？” 我反问道。
“该修，当然该修。” 李德培不假思考便作了回答。
“那就修呗。” 我很轻松地说道。
“这……” 李德培显然还有顾虑。
“不是有句话吗：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我们现在有什么可以说服大家的呢？没有，现在没有！但我们把这条干道修好以后就有了！我们必须也只能用事实说话！” 我这样说服他，也这样说服着自己。
1986年5月13日，绵阳的天空很蓝很蓝，人民公园的月季开得很艳很艳。窄窄的临园路突然停了许多大型机械，50米宽的临园干道一期工程临园口至科委段正式动工了。
要把这条窄窄的、弯弯的小街拓展成50米宽的干道，首先遇到的便是拆迁问题。这段1.2公里长的干道，按照规划和设计，拆迁竟然涉及居民153户、商店64家。
“拆迁是否顺利关系到整个工程建设。我们必须集中力量，保证在50天内完成这项任务！” 在城市综合治理指挥部会议上，我这样讲道。
“要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有两个手段：一个是要把拆迁户的问题解决好，决不能损害拆迁户的利益；另一个是宣传、解释，反复的宣传，反复的解释！” 我进一步说道。
事实上，老百姓是非常通情达理的。政府的决定一作出，绝大多数拆迁户都主动配合市政工程拆建办公室的工作，拆迁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一天，李德培找到我：“王市长，有个老太婆，说什么也不准拆她的房子，我们反复做了工作，但她就是不准拆，就是不离开她的房子，我们真拿她没办法。”
“好，我去看看。” 市长不能只是幕后指挥，该出面的必须出面。
听说市长来了，满眼含泪的老太太瞥了我一眼便不再理我。
“老人家，政府决定把临园路修成漂亮的干道，就像一个家庭一样，谁不想把自己的家弄得好一点呢？这绵阳城就是我们绵阳老百姓的家呢。您老人家有什么要求，可以向我提，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努力解决好！”
“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就是不想离开这里。” 老太太哭着说。
“老人家，你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政府的工作也请您支持。把绵阳城修漂亮了，绵阳老百姓的日子才会过得更好。”
……
20多分钟后，老太太在家人的搀扶下，离开了那间她住了一辈子的老屋。望着她离去的背影，我想起了淮海战役推着手推车给前线送东西的民工。
又一天，李德培给我来电话：“王市长，干休所的老干部坚决不同意拆他们的房子，还说我们是劳民伤财，是乱整。”
“哦，知道了。” 放下电话，听着窗外啁啾的鸟鸣，我又想起了那句话：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既然拆不掉，那就不拆。但是，总有一天会拆掉的！
不到40天时间，除了干休所外，整个拆迁工作全部结束，工程建设的进展也非常顺利。
1986年9月28日，一个惠风和畅、天朗气清的日子，临园干道一期工程临园口至科委段竣工通车。
望着宽阔、规整、气派的干道，我在想，不管要承受多大的压力，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把临园干道修成绵阳的十里长街。有了这十里长街，绵阳才会有现代化城市的雏型，才会慢慢让外地人不把绵阳误为“绵羊”。
1987年1月1日的上午，一场小雨刚刚下过，太阳便早早地从云层中露出灿烂的笑容，这是绵阳城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临园干道二期工程科委至董家沟段破土动工。
一期工程是扩建原有的街道，二期工程则是在绵阳城的郊区新建干道。这里可是一片肥沃的良田！要把肥沃的良田毁了来建漂亮的街道，这在从“以农为本，以粮为纲”的年代走过来的人们看来，无疑是莫大的过错。于是，批评、驳难、质疑、嘲讽之声便如同夏日惊雷后的急雨，颇有些铺天盖地。
然而，这里也是新规划的50平方公里绵阳城的主要区域。记得在绵阳城区规划论证会上，有专家说：没有这50平方公里，就没有绵阳的现代化。现在，摆在面前的是，没有临园干道二期工程的建设，也就不会有50平方公里的绵阳城。
争论归争论，驳难归驳难，工程不搞可不行。就这样，临园干道二期工程的征地、拆迁、安置和建设工作就在争论与驳难声中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转眼间，便到了杂花生树、群莺飞舞的暮春时节。1987年5月6日至10日，绵阳市召开了一届三次人代会。
人大代表是人民选出来的，市长是人大代表选出来的。在一年一度的人代会上，市长要代表政府报告一年来的工作，要提出下一年的工作打算，人大代表则要对政府的工作进行审议。在这次人代会上，临园干道成了代表们关注的焦点。
围绕临园干道该不该修、该不该修50米宽，代表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虽然有不少代表对这条在当时看来很宽的马路的修建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批评的声音一度却占了上风，甚至有代表准备联名提出议案，罢免我这个“不惜财力、好大喜功”的市长。
一位老领导来见我：“临园干道你还修不修？”
“代表们不同意，算了，不修了。” 我一副沮丧的样子。
“怎么，你也顶不住了？你也动摇了？”老领导像是在批评一个逃兵。
“不动摇行吗？” 我苦笑着说。
“你了解过没有？那些提意见的主要是列席会议的机关干部，这些人的脑子还没转过弯呢！小小的打击就受不了，这还是你王金城吗？” 老领导的音量提高了。
“修，坚决修，我们支持你！” 老领导用坚定的语气说道。
早已到了情感安澜的年龄，但面对这样的老领导，我感到的却满是感激，满是温暖，满是踏实，胸中膈臆除却几净。
建委主任刘富国来找我：“市长，我们还修吗？”
“干吗不修？工程按原计划进行，一刻也不能耽误！” 其实，我早就想好了，只要还让我当市长，这条路我就修定了。
正在人大代表们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市委书记赵文定说话了：“临园干道的修建是按照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城市规划进行的，是市委同意了的。这是绵阳城市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工程干好！”
人代会闭幕的第21天，也就是1986年的6月1日，临园干道二期工程胜利竣工。这天，城区小学的孩子们在人民公园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四
临园干道修成了，但李德培却走了。
大家说，他太累了，他去休息了。是的，他早该好好休息了。为了这条路，他几乎天天吃住在工地，没有节假日，没有上下班。
每天，他既要面对大量情绪激动的拆迁户，又要处理工程建设中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还得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大事要事得抓，薄物细故也不能放过。要做的事太多太多，他只能像一台没有得到停止指令的机器一样，不停地运转，直到再也转不动的那一刻。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注定不会干出秦皇汉武那样光照千秋的丰功伟绩，但他们却为了公众的利益在自己平凡的位置上把人的能量发挥到了极限。他们这种自强不息的生气汇聚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成为天地间最为浩然的真气。这种浩然真气却注定了会炳耀万代。
我想，李德培便是汇聚这浩然真气的默默一员。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历经了临园干道的修建，我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办事情、干事业，如果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参与，那会太难太难；而要让人主动支持和参与，须得让人打心眼里赞同你的主张。
我想，是时候了，该让大家出去看看了。于是，我提议，让绵阳的领导干部有计划地到沿海、到国外去看一看。
就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同志去到了浙江、去到了江苏、去到了日本、去到了韩国，他们带回来的是满脑子的新奇，是满肚子的打算。
“真没想到，小日本居然发展得那么好，我们解放30几年了，还是这个样子！”
“浙江变化太大了，绵阳掉得太远了。”
“别人一个村比我们一个县还强呢！”
“我们的马路修得还不够宽，人家有修80米、100米宽的！”
……
不久，老干部们找到我：“王市长，赶快把我们的干休所扒了吧，在临园干道上凸起，不好看呢。”
听着这些议论，看着这些变化，我会心地笑了。我知道，接下来的事应该是“循流而下易以至”了。
1987年8月，以三国文化为主题的富乐山公园豫州园开工。
1987年11月，南河路工程破土。
1988年2月，迁建于西山玉女泉西侧的西蜀子云亭动工；南河体育中心在南河村征地105亩。
1988年9月，武引一期工程奠基；热电厂主体工程开始建设。
1988年10月，南河大桥动工兴建。
红星南路、青年西路、长兴街、团结路、汽车客站、城市出口、农贸市场、文化广场、烈士陵园、富乐堂、图书馆、体育馆、数据网、安昌河堤、三无公厕、垃圾处理场……这一切，该扩建的扩建，该迁建的迁建，该新建的新建，该改造的改造。大家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几年下来，绵阳城就变了个样。
1988年9月初，国家建设部副部长叶如棠视察绵阳后，吟成四句：“江河依旧环绵州，有心难处觅故楼，三年胜过二十载，古城新曲无尽头。”
1989年年初的一天，政府分管城建的同志找到我：“王市长，火车客站搬迁的事我们跑了一年多，成都铁路局的工作怎么也做不通，看来是没有希望了。”
火车客站搬迁是政府常务会在一年多前定了的，政府成立了领导小组，在市建委设立了办公室。但这件事仅仅靠绵阳一厢情愿是干不成的，必须要得到成都铁路局的同意。我想，一定得想办法把成都铁路局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随即，我同市上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去了成都铁路局。
初春的成都，虽已蓓蕾挂枝，草色悦目，但晨风袭面，余寒犹峭。在成都铁路局办公室，一位年纪不大的办事员接待了我们：“绵阳的吗？你们来得多了，我们局长明确指示，你们那里不能修火车站，就这样，你们回去吧。” 一副凛若冰霜的神情。
“同志，今天是我们王市长亲自来的，他想见见你们的王局长。” 随行的同志赶忙陪着笑脸。
“我们王局长不在家，出差去了，你们回去吧。” 这位办事员看了看我这个市长说。
“我专门打听了的，你们王局长在家，所以才来的，能不能麻烦你给通报一下，我只见十分钟！” 我直接把话说明。
“说不在就不在，王局长是真的不在。要不，你们先回去，什么时候王局长回来了，我给请示一下再通知你们。” 说谎可以不脸红，而且还有条有理的，说明颇有些历练。
“我只见十分钟。我们就在这里等，一直等到王局长回来。” 处理这样的事是不能留任何退路的。
“这……那我联系一下再说。” 这位办事员显然没有想到绵阳这个市长会有这样的拗脾气。
一个电话后，这位办事员用和缓的语气说：“那你们明天上午九点来吧，记住，就十分钟。”
“好，就十分钟。” 我一副说话算数的样子。
第二天上午九点，在成都铁路局宽敞的局长办公室，我见到了这位颇有几分倨傲的王局长：“王局长，你真忙啊，见你可真难哦！” 成都铁路局要管云、贵、川三省的铁路事务，但成都铁路局局长和我这个市长的级别还是一样的。
“你不就是要求建火车站吗？我明确告诉你，不可能！老百姓是来坐火车的，不是到车站来享受的。现在全国的情况是运力紧张，国家要解决的是怎样把旅客从车站运走，而不是要解决车站的问题。你看，你的事要不了十分钟。就这样，你们回去吧。”
这位王局长果然一副大忙人的样子，还没等我说明来意，就先把我给打发了。
看来要靠国家出钱来修车站是根本不可能的。
思索片刻，我两眼直直地盯着王局长：“王局长，别把话说死了，我有个想法，相信你会有兴趣的。”
“你还有什么想法？”
“我们绵阳地方上修个车站，送给你们铁路上，产权归你们。你看，这样成吗？” 我不紧不慢地说道。
“什么？你不是开玩笑吧？哪有这样的事？” 王局长一脸的疑惑。
“一言既出，八匹马也拉不回。我不是开玩笑。” 我言之凿凿。
“好，好，那可以研究，那可以研究。”王局长显然来了兴趣。
“十分钟到了，王局长。” 我半开玩笑地说。
“我们好好谈谈，好好谈谈。” 王局长手一摆，朗笑一声，局长办公室遽尔蔼然如春。
这一谈就是整整一个上午。中午，王局长请我喝了绵竹的剑南春。
一周以后，王局长亲自带领成都铁路局一干人来绵阳，同我们签订了新建绵阳火车客站的协议，约定建设期限为一年。
就在签协议的前一天，市上一位领导专门找到我：“王市长，修火车站是铁路部门的事，我们拿上千万的资金修个火车站送给铁路部门，值得吗？再说，我们哪来的钱呢？”
“靠铁路部门修车站，不知道要等到哪年哪月。争取这个协议不容易，我们先签了再说，钱的事另外想办法。” 我这样应付着他。
协议签了下来，可钱的事怎么办呢？
这时，我们的临园干道只完成了前两期工程，还有个三期工程董家沟至铁路公路立交桥2.4公里一直放着没有修，而火车客站就规划在这段干道的西端。我想，修火车客站的钱就在这里。
我找来市中区和城郊乡的同志：“市政府已经同成都铁路局签了协议，要新修火车站，还要从董家沟修一条干道一直通到火车站西边。干道两边的土地就用来搞商业开发。我们打算由市建委把花园片区的1000多亩土地全征了。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市长，能不能把这1000多亩土地交给我们开发？我们保证给你弄好。” 精明的城郊乡人一听就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当时花园片区的地价是每亩5000元，只要市政府定了要修干道和火车站，那地价就会迅速飙升，不到一年，就可能升至每亩50万以上。
“由城郊乡开发也行，但必须在市建委的指导下按照城市规划进行。同时，城郊乡要无偿给市政府提供320亩土地。征用1000多亩土地所涉及的农业人口由城郊乡通过自办企业等办法安置好，市政府就负责修干道、建火车站。”
市中区和城郊乡的同志一听，满口答应。
事情就这样成了，市政府没花一分钱就征了修新火车站和临园干道三期工程的地，而且通过开发余下的两百多亩地足可以解决车站建设资金。
1989年6月28日，四川省副省长蒲海清满面春风地来到绵阳市中区城郊乡花园村，轻轻剪下了红红的绸带。绵阳火车客站在一片欢笑声中破土动工。
1990年4月11日，临园干道三期工程建成通车。至此，绵阳人把这“一横”写得格外遒劲有力，绵阳的十里长街就此形成。
1990年7月1日，党的69岁生日。一声激昂的汽笛声划过绵阳西郊上空，被专家称为“西南一流客站”的绵阳火车客站正式投入使用。
有人认为，绵阳火车客站的建成，开创了西南三省地方政府同铁道部门共同建设铁路设施的先例。
这天，花园村的老百姓早早地来到新火车站前宽阔的广场，他们要好好地看一看这个为他们带来福祉的车站。
因为这个车站的修建，城郊乡人掘到了第一桶金，红红火火地办起了乡镇企业，成为全市最有实力的乡镇，花园村的老百姓不仅跳出了“农门”，而且率先致富。
大约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有人给这种倒腾城市资源为城市资本的做法起了一个时髦的名字——经营城市。
五
曾听人说过：沙丁鱼是一种味道颇为鲜美的海鱼，但人们把它从海里捕捞上来后，它不久便会死去，要把活的沙丁鱼运送到目的地便成了一件难事。
有人耐心观察，发现原因在于沙丁鱼生性懒惰，喜静恶动，于是便在运输沙丁鱼时，往鱼缸里放上一两条凶狠好动的鲇鱼。这一来，沙丁鱼不得不终日紧张地游动。这一游动，纵然是长途运输，这沙丁鱼也会活得好好的了。
1985年9月上旬，也就是燃气工程正为钢材犯愁的时候，绵阳发生了两件处理起来很是棘手的事。
一件是缝纫社的服装卖不出去，堆积如山；另一件是梓潼的桔梗卖不出去，堆积如山。
服装卖不出去，缝纫社的职工扬言要上街游行，要找市政府发工资。缝纫社的负责人找到我：“王市长，厂里确实没钱发工资，是不是政府给批点钱，把职工的工资发了？要不然，职工的情绪越来越大，会出事的。”
桔梗卖不出去，伤心无奈的农民准备把这辛辛苦苦侍弄出来的宝贝拉到县政府门前付之一炬。
梓潼的同志找到我：“王市长，想想办法吧，梓潼整个西街天天摆满了白花花的桔梗，但就是卖不出去。我们原以为梓潼桔梗是道地药材，是全国最好的桔梗，就号召农民大量种植，没想到，丰收了的桔梗却没有人要。”
是啊，丰收的季节却因为丰收而犯愁，大半年来的梦想和憧憬眼看就成了，突然间却要化为泡影。
县长、市长就是古时候的县官、州官，县官、州官便是老百姓的父母官。父母是什么，父母就是家长。家里人有了事，那一定就得找家长。长期以来，这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但面对那令人揪心的服装和桔梗，我这个市长能怎样呢？我既不能下令全市人民都来买缝纫社的衣服，也不能下令全市人民都来买梓潼的桔梗，更不能下令由财政出钱买了服装和桔梗发给绵阳的老百姓。
市长该找谁呢？
看着桌上《人民日报》“再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社论，我想，市长得找“市”，得引导缝纫社的工人、梓潼的农民去找市场。不然，今天缝纫社的走了，明天供销社的会来，今天梓潼的走了，明天盐亭的会来，我这个市长一年366天来处理这些事都会处理不完的。
主意倒是有了，但这个市场该怎样找呢？
我想起绵阳这地方以前有举办物资交易会的习惯。那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东西不好买，便宜的东西更不好买，于是供销社、百货公司便在一定的时候把库存较久的东西拿出来办交易会，人们往往会对这些平时不易见到的便宜货一抢而空。这样，供销社、百货公司的存货销出去了，老百姓的物资需要也满足，颇有些两全其美。
我想，何不由政府承头来办秋季商品交易会呢？不过，服装厂的衣服、梓潼的桔梗可早已不是放在仓库里面不易看见的东西，而是人们天天瞅见却不想买的东西。在百货公司、服装店里卖不掉的衣服，在梓潼的大街上卖不掉的桔梗，摆到交易会上去，未必也就能卖得掉。看来，这事还得好好擘画擘画。
中国的丝绸是波斯商人眼中的宝贝，绵阳的服装和桔梗会不会也是外地人眼中的宝贝呢？我打算邀请外地商人来参加绵阳的秋季商品交易会。
经过集体研究，市政府决定10月中旬试办秋季商品交易会，并邀请一批外地客商参加这次交易会。
绵阳举办交易会要请外地商人参加，这样一件在今天看来普通得就如同口渴了要喝水一样的事，在当时却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
“王市长，我们的东西都卖不出去，你却让外地人把东西拉到我们这里来卖，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 有人气咻咻地问我。
“外地人可以卖东西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卖东西给他们，大家不是都有好处吗？” 我笑着说道。
“你说得倒轻巧，那外地人赚的可是我们绵阳人的钱呢！” 一副忧绵阳人民之忧的样子，听起来理由十足。
“……” 我想反问，外地人凭什么就不可以赚绵阳人的钱？但我不能这样问。不能问，最好的办法便是不问，笑笑离开大抵也算得上明智之举。
但事情却不是笑笑离开所能完结的。有人把这件事告到了省上！
省上两次给绵阳来电，明确指示不能搞交易会。
见绵阳并不怎么听招呼。省政府一位副秘书长紧急召见我，转达了省领导的意见：“听说绵阳要搞交易会，还要请外地的商人来。省上的意见是，这在全省还没有先例，你们最好是不要搞，如果实在要搞，也不能请外地的商人来。”
“没有先例的事，我们可以试一下，今年也就是试办。如果办交易会没有好处，我们明年就不办了；如果请外地商人来了有什么问题，我们以后不请就是了。” 我这样回答道。
“总之，你们一定要慎重，要考虑周全。” 这位领导语重心长地说。
“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慎重地办这次交易会。” 我知道，省上也并没有一定不让绵阳办交易会的意思。
金秋十月，微风轻轻地拂动着香樟浓绿的叶子，月季张开了迎客的笑脸。浙江人来了，上海人来了，东北人来了，河南人也来了。他们带来了琳琅满目的东西，带来了满是关爱与温馨的服务，带来了浓郁的市场理念，带来了精明的商人睿智。
绵阳的老百姓乐了。他们从山里、从地头、从学校、从医院、从车间、从机关来到交易会现场，买到了称心如意的东西。
缝纫社的职工乐了。浙江人和河南人说，你们这些衣服我们那里早就没有人生产了，但还有不少的人要买，你们有多少，我们全要了！
梓潼的老百姓乐了。东北人说，桔梗在我们那里叫狗宝菜，既是上等的药品，又是上等的菜品，解放前只有富人才吃得起，普通老百姓不敢问津。你们这些桔梗，都卖给我们！
百货公司的负责人也乐了：“王市长，真没想到，我们那些积压了很久的大头皮鞋、白线手套全被河南人弄走了！”
……
望着那些满意而去的外地商人的背影，我们的厂长经理，我们的私营业主，我们的个体户慢慢明白了：原来生意是这样做的！
我知道，在这次交易会上，我们收获的决不仅仅是缝纫社的职工拿到了工资、梓潼的老百姓卖掉了桔梗、绵阳的老百姓买到了想买的东西。
我们喊出了一个口号：“打开城门求发展，引进强手促竞争！”
于是，1985年这试办的交易会便被改称为绵阳市第一届秋季商品交易会。
1986年10月，我们举办了绵阳市第二届秋季商品交易会，同时由绵阳市政府同浙江省计经委举办了浙江省工业品赴西南展销订货会。
这之后，绵阳的秋季商品交易会便有了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绵阳人从容大度地笑迎八方来客。
1986年11月30日，国务院批准绵阳市为对外开放城市。
1988年4月29日，市政府决定组团访问加拿大金斯顿市。
1989年2月10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绵阳市、加拿大金斯顿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
1989年5月22日，日本广岛县代表团访问绵阳，双方就农业、外经贸方面的技术合作与交流交换了意见，达成日本广岛县庄原市同中国四川省绵阳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共识，并签署了会议纪要。
1989年9月19日，法国、西德、加拿大、美国、日本、荷兰等国家的20余名外宾参加了绵阳市第四届秋季商品交易会。
1989年11月22日至30日，立陶宛友好代表团一行5人对绵阳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
……
外面的人进来了，绵阳人出去了；外面的产品进来了，绵阳的产品出去了。绵的电视机、医用B超仪、电子接插件、碱性电池成了全国市场的抢手货，绵阳的电子、化工、机械、食品、丝绸、纺织等18个大类的300多个阳产品远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城墙拆了，对手来了；城市活了，难题解了。
六
明代的张居正曾上书穆宗皇帝：“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又说：“人主之所以驭其臣者，赏罚用舍而已。欲用赏罚之当，在于综核名实而已。”
这位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这番话对我的启示是：作决策前一定要多听听意见；作出决策时，一定得有自己的主见；决策作出后，必须努力完成；对完成的情况得考核，该奖的要奖，该惩的也还要惩。
1986年底，市政府对当年确定的城市目标管理事项进行了考核，感到效果比较好。我觉得，这个办法不仅可以用在城市建设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也可以推行。
从1987年起，每到岁末年首，市政府就对新一年所要做的几十件事进行集体研究，定下来后，便纳入目标管理，年底考核，兑现奖惩。
1989年3月下旬，市政府在江油武都镇召开了第三次全体会议，研究了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50项奋斗目标，明确了对这些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办法。1990年5月，市政府又成立了目标管理领导小组，我是这个领导小组的第一任组长。
后来，绵阳这个办法推广到了四川全省。据说，现在四川还一直在实行。
在1987年市政府确定的目标任务中，第二项便是深化企业改革，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这项任务的目的是要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手段是推行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的企业改革。大凡改革，总是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力的。对这件会有阻力的事，该从什么地方下手呢？
我想到了汽车运输公司，好好的一个企业，却连年亏损。为了让这户企业尽快扭转亏损局面，我多次找到公司经理，要他想想办法。
但这位经理却给我举出了一大堆的困难，表示无能为力。甚至说，就算换个人来，也搞不出什么名堂。
换个人搞不出名堂，我倒不信这个邪。市政府很快就作出决定：向社会公开招聘汽车运输公司承包人。
同样很快，国家交通部派人来了绵阳。他们对我说：“把国营的汽车运输公司承包给个人搞，这在全国没有先例，绵阳还是不要开这个头。”
“我知道，现在全国的运输企业都比较困难，既然困难，就得找一条出路。全国没有先例的事，说不定一干就成。真干成了，全国的运输企业不是也可以借鉴吗？起码你们得让我试一下，真有了什么问题，我们马上纠正。” 我的这番话最后得到了交通部同志的理解和支持。
招聘公告发出后，一共有7个人参加竞聘。经过演讲、答辩、业务考核、群众测评，结果出来了：第一名，现任公司经理；第二名，现任公司副经理；第三名，杨永发。
我决定：取第三名的扬永发！
作出这样的决定，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在市委常委会上，我道出了自己的理由，市委表示坚决支持。
但汽车运输公司的100多名职工到市政府集体上访来了。他们拦住我的汽车，情绪很是激动：“你王市长凭什么不要第一名的承包？你有啥权力让第三名的来承包？”
“杨永发是不是你的亲戚？”
“我们就是要选现在的经理。”
“就算不取第一名，也应该取第二名嘛！”
“既然你早就定了杨永发，还要我们职工投票做啥？”
100多人有100多张嘴，我怎么也说不过，只得提高嗓门：“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们中间有没有共产党员？”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都是老党员！” 100多人的声音迅速压过了市长的声音。
“共产党员就得懂规矩！共产党员就得讲组织纪律！你们这样七嘴八舌的，还有没有组织纪律？” 我的嗓门提得更高了，这些人也稍稍安静了些。
“你们要讲组织纪律，就选十来个代表，我们到会议室好好谈谈，我在会议室等你们。”
没容这些职工表态，我就走向了会议室；几分钟后，十多个职工代表也陆续来到了会议室。
“大家请坐，先喝水。” 我和颜悦色地说。
“我们是来听你说道理的，不是来喝水的。” 有人气乎乎地说。
“我想问问大家，运输公司如果还是现在这个经理来承包，你们相信他能把企业搞起来吗？” 我主动发问。
见没有人回答，我继续说道：“我断定他搞不起来！他自己对自己都没有信心。让他交一万元的承包抵押金，他说他没搞过不正之风，哪来的钱，就像只有搞不正之风的人才会有钱。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了，自己都还没有一点积蓄，怎么能够把这样大一个企业搞好？有人说他有一个电视机，他说电视机是老婆的，不能用来抵押。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能把企业搞好吗？我们提出的承包经营目标，他更是不敢承诺！”
见还是没有人说什么，我继续问道：“那让第二名的副经理来承包，他能把这个企业搞好吗？”
“管他们搞不搞得好，我们对他们熟悉，他们都是好人！” 有人这样说道。
“搞企业我们要用能人，不用好人！你们大家都是好人，我能让你们都来当经理吗？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搞承包？目的还不是要把企业搞好吗？明知道承包给你们现在的经理和副经理搞不好，我们为什么还要承包给他们呢？为什么不可以从外面聘一个能人来呢？” 我的目光慢慢扫过这十多个代表。
“外面的人未必就是能人，未必就把企业搞得好，你凭什么就相信他杨永发搞得好？” 有人反问道。
“你们都听过杨永发的演讲和答辩吧？杨永发说，他完不成经营目标就在你们运输公司扫一辈子的地，他借的一万元的承包抵押金也不要了。在那样的大会上，敢说这样的话，就凭这点勇气和胆量就让人佩服！你们当时也给了他非常热烈的掌声，连交通部的同志也感动了！实际上，他得的票同你们的经理和副经理得的票非常接近，如果他是你们公司的人，我相信他得的票肯定是第一名！” 我略显激动地大声说道。
又一阵沉默。
“杨永发同我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但我了解他。请大家相信我，杨永发会把你们公司搞好的。” 我非常诚恳地说。
“王市长，我们也不是不同意杨永发来搞，也不是想到市政府来跟你过不去，主要是有人说不取第一名没有道理，要我们一起到市政府去讲理。” 终于有人说出了真实的原因。
“这我完全理解。我也是从企业出来的，企业的情况我很清楚。请你们回去给其他职工讲清楚，大家好好干，运输公司大有希望！” 像以前在长虹厂刚谈了一笔业务，我感到一身轻松。
杨永发何许人也？我怎么会认识杨永发？
说来很巧，一天下班后，我一个人散步到了绵阳郊区，看见一家不大的肥皂厂，就转身走了进去。突然，一个年轻人挡住了我：“这里是厂区，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事，我就是想随便逛逛。” 我笑着说。
“我是这里的厂长，我们这里是肥皂厂，不是散步的地方。” 年轻人说。
“呵呵，年轻人，不认识我啊？我是绵阳的市长，看你这里搞得还不错，就来看看，怎么，不欢迎吗？” 对这个年轻人有了兴趣，我便主动表明身份。
“对不起，对不起，王市长，我真不知道是您。” 年轻人连连道歉。
就这样，我认识了杨永发。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精明，干练。后来，我了解到，这杨永发是市中区一个部门的干部，他被下派到这家长期亏损的肥皂厂作厂长，去了不到一年，这家肥皂厂就盈利了！
听说杨永发报名竞聘汽车运输公司承包人，我一开始并不同意，因为我早有打算让他作一家大型化工厂的厂长。
杨永发听说我不同意他竞聘，第一次找到了我：“王市长，让我去吧。你不是想把运输公司搞好吗？你不是有难处吗？我能把这个企业搞好啊，我能给你解难啊。让我去吧，搞不好，我决不回原单位，就在那里扫一辈子的地！” 面对这样的年轻人，我还能说什么呢？
就这样，杨永发到汽车运输公司走马上任了。一年下来，这个亏损企业不仅扭亏为盈，而且实现利税比我们提出的承包经营目标翻了一番，职工的福利待遇也大大改善！
一个曾到市政府上访过的汽车运输公司老同志告诉我：“王市长，杨永发这小伙子你没有看错，他真是能干啊！”
在汽车运输公司干了两年，杨永发被破格提拔为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
不久，纳税大户绵阳烟厂出现严重亏损，生产经营难以为继。我说：“小杨，到烟厂去。” 扬永发没讲任何价钱就到了烟厂。很快，绵阳烟厂扭亏为盈，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后来，常听人说：用好一个人，救活一个厂。从杨永发身上，我对这句话深有体会。
七
绵阳城北面有一条约两公里长的街，这条街的建筑大多用红红的火砖砌成，红红的砖墙上凸起一副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有的砖砌标语。
在这条街上，我从青年走到了中年，从技术员成为了厂长。这便是被绵阳人称为“电子一条街”的跃进路。
这条街的单位都有自己的代号，什么305、407、208、404等等。其实，这些有代号的单位就是电子工业部直属的长虹机器厂、涪江有线电厂、华丰无线厂、涪江机器厂、四零四职工医院。
绵阳城开元场北面的涪江东岸申家沟和周家湾有一座城，这是一座国务院1983年9月作出决定，从梓潼、剑阁等地的山里搬来的科学城。在这座科学城里，住有一个研究院，这便是中国“两弹一星”的摇篮——中国工物理研究院。
在绵阳市境内，还有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西南计算中心等一批国家级的研究院所。
有人说，在绵阳城，你看见的一个提着菜篮子买菜的大爷说不定就是中国最棒的雷达专家，或者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功臣。
长期工作在大型央属企业，我深深地知道，绵阳这些国防科研单位，这些国防军工企业，的确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甚至我还知道，在这些科研单位和军工企业里，很多人都是闲着的，他们手上并没有太多的科研任务。
对绵阳来讲，这可是一个宝藏。这个宝藏开发好了，会成为财富的滚滚源泉。
然而，这个宝藏该如何来开发呢？
1986年7月24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室的电扇一直被拧在最大档位。市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作出决定：成立由我任组长的绵阳市战略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开展发展战略研究工作。
在随后的发展战略规划小组工作会上，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依托绵阳的电子和军工科技优势，实施军转民战略，建设科学电子城！
听说要建科学电子城，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的一位领导在一次会议休息时问我：“老王啊，什么是科学电子城？你凭什么去建科学电子城？绵阳的科学不就我们搞的那个风洞和中物院的‘两弹’吗，那跟你的科学电子城市有什么关系？”
“是啊，你们的空气动力、中物院的核物理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还有磁性材料、燃气涡轮、跃进路上的电子工业，这些在全国也都是少有的。把军工科研技术转化为民品生产技术，这对绵阳的经济发展，对军工科技的经济支撑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作好了，绵阳不就是名符其实的科学电子城了吗？” 我把建科学电子城的构想跟这位领导简单地说了说。
“但我认为国防科研单位、央属企业跟地方上没有多少关系，他们对你的科学电子城也不会有兴趣，他们习惯作自己的事。” 这位领导同志对科学电子城的前景并不感到乐观。
“我知道，要建科学电子城，有很大的难度，但再难，我们也要去做，希望你也多多支持。” 我不得不承认，他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长虹的时候，我也深有体会，央属单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看不起地方上的，他们虽然生活在这座城市，但总觉得自己的根不在这里。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1986年12月，市政府成立了电子国防工业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主要职责便是抓军转民，抓绵阳的电子工业。
谁来作这个办公室主任呢？这个问题让我费尽思量。因为，这个人很重要，科学电子城能不能名实相符，这个人负有直接责任。我设想，这个人一定得是个懂电子工业的专家，一定得对国防科研单位的情况非常熟悉。
按照这个思路，我找到很多国防科研单位的老朋友，请他们来帮我们抓军转民，抓绵阳的电子工业。可是，我的这些老朋友长期在央属单位呆惯了，他们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安乐窝。
古人说，举贤不避亲。我想起了自己的爱人。她最初是搞雷达的，是长虹厂的雷达总设计师。后来长虹要搞民品生产，电子工业部的领导找她谈话，要她在电视机和计算机中选一个。她选了电视机，成了长虹的电视机总设计师，中国第一条彩电生产线便是她从日本引进来的。我甚至认为，这个办公室主任非她莫属。
但是，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后，她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自己深深热爱的事业。
“过去，我们在军工企业干，是为祖国的国防事业作贡献；现在，你到地方上来，是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绵阳需要你支持，我也需要你帮助，你来吧。” 这样的话说一次不行，我就一直说下去，直到她终于同意为止。
“现在绵阳的电子工业规模在全国是20多位，到1990年，就是本届政府届满之时，你要把绵阳的电子工业规模搞到全国的前10位。这个任务完不成，你这个电子国防工业办主任就引咎辞职！”
这不是丈夫对妻子的发号施令，而是市长对阁员在下任务。
妻子柔弱的肩挑起了绵阳军转民、绵阳电子工业的重任。
然而，一人势单，众煦漂山。要建科学电子城，须得有一大批人才。
我找来市人事局的同志：“你们能不能研究制定一个人才激励政策？这个政策要对国防科研单位的人才、对其他外地的人才投身科学电子城的建设有足够的吸引力。”
“好，我们抓紧做这个工作。” 人事局的同志没讲任何价钱便接受了任务。
大约是1987年年初，市政府给市人事局出了个政策：从国防科研单位、军工企业和外地“挖”一个工程师以上的人才，政府就给人事局15万。这15万主要用来给“挖”来的人才修住房，用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而在当时，四、五万块钱一套的房子已经非常宽大、非常漂亮了。
随即，市人事局开始筹建人才交流中心，市财政出钱建绵阳的人才楼。
这年7月28日，市政府第27次常务会决定：由电子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聚集一批人才，组建绵阳市应用电子技术研究所。
一天，华西B超厂的厂长找到我：“王市长，我们看中了成都电子科大的两个毕业生，但学校不放，他们想让这两个学生留校。”
“是吗？你们真看准了这两个学生？” 我问道。
“对，这两个学生对我们厂很有用！” 厂长回答说。
“那好，我同你们一起到电子科大去，我们把这两个学生挖过来。” 我主动提议去一趟学校。
几天后，我便同华西B超的厂长一起到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听说一个市长为了两个学生亲自到学校来要人，校长很是感动，没费多少口舌便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这两个学生到绵阳后，被委以重任，每个人还分得一套宽敞的住房。几年以后，他们研制的医用B超仪占领了中国80％的市场！
绵阳采取这样的办法“四处挖人”，引起了一些记者的兴趣。有记者问我：“王市长，你们这样挖人，要是把国防科研单位挖垮了怎么办？”
“不会。我在军工单位工作了多年，这些单位确实有大量的闲置人才。同时，他们既可以把关系转到地方上来，也可以只在地方上兼职。我们这些措施对国防科研没有什么影响。” 我认真地答道。
“你们给的待遇太高，好像国家没有这些政策规定吧？” 有记者问。
“待遇给高点，能够体现知识的价值。我们给的待遇看起来高，但实际上军工单位愿意来的人并不很多，这说明军工单位的好处还是不少。国家没有政策，但我们自己可以试，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我这样解释说。
在议论与疑惑声中，从外地来绵阳的人、从国防科研单位走出来的人越来越多。
1988年3月，许多叫不上名的鸟儿在市政府大院高大的香樟树上鸣奏起了轻快的春天畅想曲。市委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生产力标准大讨论；市政府决定，按照省政府的安排，组织力量，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制全市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战略规划。
1988年6月，在战略规划研制过程中，市政府提出实施军转民“科技兴市”战略的构想。很快，市委一届二次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实施“科技兴绵”战略的决定》。
1988年8月1日，四川省计经委发出通知：原电子工业部在绵阳的直属单位长虹机器厂、涪江机器厂、华丰无线电厂、涪江有线电厂、五洲电源厂、四零四职工医院下放绵阳市管理。
1988年12月，市政府第二次全体会议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临园宾馆联合召开，会议形成了《绵阳市1986年—2000年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纲要（草案）》。次年3月7日，绵阳市一届五次人代会批准了这个规划。
军转民“科技兴绵”是绵阳发展战略规划的核心内容，而“科技兴绵”最终得体现在一批企业的发展上。
“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 长期在企业工作，我深知，一个企业要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政府如果收得太净，管得太死，无异于自毁山林。
继1986年市政府对江油水泥厂、东方绝缘材料厂、新华内燃机厂、四川矿山机器厂等18户市属大中型企业实行减免调节税、提高折旧率、优先安排资金的优惠政策之后，1988年电子工业部直属企业下放绵阳地方管理伊始，我们立即作出决定，对长虹等企业实行利税减免支持；市财政每年拿出几千万，专门支持这些电子工业企业的发展。
1988年9月29日，市政府第42次常务会议决定：长虹彩电的销售价格水平，可比照周围地市的销售价格，由经营单位自主确定。
有人对市政府给长虹大幅度减免利税感到不太理解，甚至认为我从长虹出来，可能是心有偏私。听到这些议论，我只是笑笑，什么也不说。经过第一年、第二年的利税减免，到了第三年，长虹缴的利税一下子就超过了多年来上缴利税的总和！
记得在作市长期间，每年春节前，我们有一件事必须做，那就是要请银行的同志团年，而且必须请他们把自己的家属带上。市政府的领导们要给银行同志的家属敬杯酒，因为他们支持了自己爱人的工作，他们的爱人又支持了绵阳企业的发展。虽是一杯薄酒，但政府的感激之情却是浓浓的。
……
有资料显示：1990年，绵阳的电子工业总产值、实现利税在全国排名第四。
同年5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记录片《中国西部科学城—绵阳》被列入《中国》系列片，向国外公开发行。
前不久，绵阳的同志到北京来看我。他们说：“王市长，你走以后，绵阳二届、三届、四届市政府提了一个口号——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
到2000年的时候，绵阳建成区面积已达到50平方公里，城区人口达到50万。2001年，国务院又作出决定，要建设绵阳科技城。科技城的规划已调整为80平方公里、80万人，最近市上又提出建设百万人口大城市的构想。
还有，绵阳获得了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称号。现在，绵阳已是四川省第二大城市了，经济总量、发展环境在西部同类城市中名列前茅……
“对了，那几条江的河堤修得怎么样了？” 安昌江河堤是在我走之前一个月开的工，我一直惦记着。
“绵阳城区的三条江已修了80多公里的堤防，还形成了一个6平方公里的三江湖。” 他们答道。
我想，安昌河堤、三江湖岸应该种了不少的香樟，植了不少的月季。
绿绿的香樟，红红的月季，清清的湖水，蓝蓝的天空，还有融融的行人，盈盈的笑语，那是一副多美的景致啊。